关键词：中国水危机 经典报道：三个癌症村的死亡日记 2007年11月5日A10-11版

　　谭万能发自浙江萧山

　　“早晨，我在钱塘江边的排污口看到了死鱼浮在污水中，就打电话叫葛建华拿照相机把当时的情况拍了下来……”2003年7月15日，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南阳镇坞里村的村民韦东英，在她的日记本上简单地写下了当天所看到的污染情景。

　　这是后来轰动全国的“一个农妇的环保日记”的开始。这份日记断断续续写了4年，里面全是韦东英及其丈夫邵关通日常义务巡查所看到的污染状况，其中多数又是水污染。除了记录污染，韦东英还记录了自从1992年南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南阳化工园”)在她家门口成立后，附近村落因为患癌死去的村民的名字。“死亡日记”韦东英只记到了2005年，“环保日记”则坚持到了2007年。

　　2007年11月5日，南方都市报以《三个癌症村的死亡日记》为题报道了韦东英的环保日记，及其所在村落的水环境污染状况。5年多过去，当南都记者再次来到坞里村，发现韦东英依旧愤怒、依旧绝望，而她守望的家园，依旧林立着形形色色的化工厂，村里的河道里，依旧淌着乌黑发臭的河水。

　　公报写的和眼里看的

　　2007年原本是杭州市政府承诺韦东英“彻底解决南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污染问题”的截止年，这是2005年韦东英当选为“杭州市十大平民英雄”时，杭州市主要领导给她的答复。

　　这个回复至今未能兑现。2007年，对于萧山区政府而言，坞里村所在的南阳化工园的污染问题已不是主要问题，按照官方的说法，通过此前的整治，2006年8月，南阳化工园已经摘除“杭州市环境重点监管区”的帽子。

　　萧山区这一年的主要环保工作，也是该区当年的“十大民生实事”，是要摘除包括南阳镇在内的“东片”整体被浙江省环保厅挂牌督办的“帽子”。当然，处理像韦东英等人的环保投诉，也是他们的日常工作之一。

　　该年度《萧山环境状况公报》的描述是：“河道大面积发黑发臭的现象基本消除，部分河道内再现绝迹多年的鱼虾；东片区域的区级污水集中收集管网和集中处理系统基本建成，废水纳入污水处理系统经处理达标后外排钱塘江。”

　　2007年12月17日，萧山东区污染整治成功“摘帽”。但在环境公报里，也有耐人寻味的一笔，当年萧山大手笔建设“江东工业园区及以南区块污水截污工程”，以期待该工程的建成，解决江东工业园区、义蓬和新湾镇污水的出路问题，但其延伸工程4座泵站之一的南阳泵站被暂缓建设。

　　这也是南阳化工园的污水从“自产自销”变为“外销处理”的开始，原本位于坞里村钱塘江边的“阳城污水处理厂”被改为“南阳污水收集中心”，将该区域的污水统一收集后，通过管网运输至“东片大型污水处理厂”(现已更名为“萧山临江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韦东英并不相信政府公报中所说的各种成绩，她更相信“眼见为实”。当官方告诉她本地环境质量已经达标时，她只能回敬以“那你们就来我们村里住一段时间试试”。

　　村民们也并不认可官方认定的“摘帽”。在环保组织“守望家园”委托韦东英于2008-2009年期间在村民中进行的《环境污染基本调查》里，几乎都能看到“江河五颜六色，气味难闻”、“鱼虾绝迹”、“家门口就是污染企业”的描述。

　　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几位村民，比如填调查表时年仅47岁的村民冯志光，半年后即因肝癌不幸去世，另一位填过表格的村民王江平，也在54岁时因肺癌去世。

　　现在，这些调查表连同当年的“环保日记”、1000多名村民联名上书要求“要么搬工厂，要么搬民居”的请愿书等，都被韦东英收在一个档案袋里。“没有人真的帮我们解决问题”，韦东英说着说着会瞬间激动起来，这么多年通过官方和非官方途径反映问题，家门口的污染工厂就是搬不走。

　　当年帮助过韦东英的NGO“守望家园”如今已经悄然解散，而倍感疲惫和挫折的韦东英，虽然仍在守望自己的家园，却也表示“做了这么多事情都没有效果，可能哪天就放弃了”。随之她又赌气般地说，“就让我们全部毒死在村里吧！”

　　河水！井水！喝什么？

　　自韦东英的名字见诸报端开始，坞里村(包括临近的赭山街道)就与“癌症村”三个字脱不了干系，导致问题出现的原因直指水污染。

　　尽管官方一直没有正式承认这一称呼，但据卫生部门于2006年进行的“第三次全国死因回顾调查”结果显示，2004-2005年，萧山区人口恶性肿瘤的粗死亡率，确实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食管癌、胃癌、肝癌和肺癌的死亡存在村落聚集性，但坞里村并未在这一时段出现明显的癌症高死亡率。

　　这一结果与韦东英在同期记录的癌症死亡村民名单相比，大致相若。这却又从另一方面也证实了，除了坞里村，萧山其实存在更多的“癌症村”。

　　坞里村也并非名不副实。在韦东英2005年停止“死亡日记”后，还有其他机构做过类似的调查。2010年7月，浙江工商大学王学渊博士等人，通过问卷调查、查阅相关统计资料等方法，发现从1995年开始，癌症就已成为坞里村的高发病种。村民所患的癌症主要有：乳腺癌、食道癌、肝癌、肺癌、胰腺癌等。

　　1995～2009年15年间，坞里村先后有72人死于癌症，占该村死亡人口的80%以上，其中最年轻的只有25岁。其中，仅2006年一年就有8人因癌症去世。而坞里村的常住村民约1500名，这15年的年均癌症死亡率，几乎是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

　　与此对应的是，萧山区最近5年的《环境状况公报》中，几乎都有这样的字样：“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24项指标评价，全区主要内河水质监测数据与功能区的要求有一定距离，主要为总氮、高锰酸盐指数、生化需氧量、总磷、氨氮等指标影响达标。”、“属于劣Ⅴ类水体的为萧山市出口、尖山、头蓬、新围、瓜沥和前进六个断面”。

　　上述6个水质为劣V类的出口，除了萧山市区外，另外5个全部位于坞里村周边村镇，也就是韦东英邵关通夫妇日常巡护的“一工段-二十工段”包含的全部萧山围垦区———从1966年开始，一直到2005年，萧山人先后在杭州湾围垦出数十万亩的土地。如今这片土地上，几乎到处都可找到工厂的踪迹。

　　围垦区内河网交织，相互联通；内河以围绕钱塘江的抢险河(沿塘河)作为干渠，在其上有若干闸口与钱塘江联通。这意味着，只要围垦区内有一个村镇还在超标排污，整个区内的地表水都有可能不达标，事实也正是如此。这也是韦东英夫妇的日常巡护并不限于坞里村范围的原因。

　　2008年，萧山临江污水处理厂投入运营后，内河中的水质仍是劣V类，而污水处理厂本身也成为新的污染源。据某国际环保组织去年发布的报告，临江污水处理厂排出的废水，在钱塘江里居然形成了直径约50米的黑色漩涡。该组织委托第三方机构检测发现，这些废水里含有“氯代苯胺、氯代硝基苯、氯苯、全氟辛酸”等多种源自纺织、印染工业的致癌或者潜在致癌物质。

　　更让人担忧的是，原本地下水位就不深的围垦区地下水，也受到了地表水污染的影响。2008年，香港电台记者曾委托香港公开大学对取自临江污水处理厂排出口的水样，和取自坞里村一组胡妙龙家水井的水样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发现污水处理厂排出废水的总磷、氨氮和COD(化学需氧量)均较V类水质大幅超标，坞里村井水中的COD含量也达到惊人的123mg/L，是地表水标准V类水质限值40mg/L的3倍有余———村里的井水也已经是劣V类水质。

　　对此，韦东英无可奈何地叹息了一会说：“喝的水跟排到河里的污水差不多，喝多了不得癌症才怪！”而迄今为止，官方除了在每年的环境公报中承认地表水未达标外，更多的仍是在强调他们在治污方面的努力，从未公开调查过环境污染与周边居民健康损害的关系，搬厂或者搬民居，都还停留在纸面。

　　最后机会？

　　1991年嫁到坞里村的韦东英，几乎没有体验过坞里村曾有的美好。在她到村子的第二年，南阳化工园就开始在他们村子里扎根、生长，继而制造尚无穷尽的污染。

　　在她抗争了很多年以后，忽然发现又有人开始“重新发现”了坞里村曾有的美好。现在，走进南阳化工园的阳城路，会发现满街的“潮观天下”广告牌。在村口当年围垦出来的那一小块土地，如今被称作南围村的地方，一个被称为“观潮城”的旅游项目早已蜚声中外。

　　坞里村钱塘江边的“美女坝”，正是这个观潮旅游项目依托的基地之一。在杭州市旅游机构的历次推介中，美女坝都是杭州最佳的观潮点。但如果你真的去美女坝观潮，就会发现，大堤西面是著名的钱塘潮，而大堤下沿塘河里的黑水，会不经意间飘来阵阵臭味。

　　被狮子山、美女山、红山围绕的坞里村，是没有围垦前的钱塘江口两个主要避风港之一，被称作“赭山坞里”。南宋年间这里已经成为皇家狩猎场，并有“赭山十景”，其中第十景被称作“陆井留香”。

　　三座山的命运各不相同。据韦东英说，狮子山被开采了15年的黄泥浮石，直到最近才开始恢复绿化；美女山则早已被一众工厂包围，红山则因为建有萧山机场雷达站而幸得基本保留原貌。

　　在坞里村，还有另外一个机构悄然进驻，即“杭州空港新城管委会”。毗邻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的“区位优势”，可能成为改变坞里村及其周边村镇污染现状的最后机会。

　　根据杭州市2010年出台的《杭州空港经济圈发展总体规划》，坞里村所在区块，有望打造成以旅游、餐饮业为主的观光休闲区域。萧山区的旅游规划中也提到“积极推进南阳经济开发区向钱江风景旅游区的‘腾笼换鸟’，鼓励现有工业企业依据资源禀赋条件，通过厂区用地的依法置换，营造新的旅游景点，逐步形成钱江风景旅游区的开发规模”。

　　但韦东英并不相信这些“画饼”，她要看到的是工厂搬离、纵横交错的内河不再黑臭。2011年南阳街道办事处给韦东英的信访回复，除了对历年关停、搬迁、产能转移和新引进企业的介绍外，还提到将“大力引导发展高科技、无污染的生态行业，优先发展旅游餐饮等三产服务业。对化工园区新扩建项目进行严格控制。”

　　回复还提到“根据空港新城的建设计划，周边农户的拆迁让地、异地安置也是指日可待的。”也就是说，当污染源消失的时候，为之奔走了数十年的韦东英等人，也可能随之离开。

　　旧时坞里人会非常自豪地唱着“赭山坞里好风光，三面青山靠钱塘！”这样的记忆已经随着“赭山十景”一起消失。即便钱塘江大潮时，美女坝上密密麻麻地挤满了游客，那也并不见得是韦东英们想要的结果。

　　“我只是想为子孙后代争取到一个健康的环境”，韦东英总爱念叨这句话，但即便这个争取到了，坞里村也再也回不到她丈夫邵关通幼时熟悉的钱江渔村了。

　　原作手记：“中国版水俣”何时醒来

　　最近，我访问了日本九州岛西海岸的水俣市。那是一个两万多人口，山水海相连的小城，环海路上的樱花刚刚开过，另一些花儿又开了起来。站在小城的高处望向大海，不了解水俣历史的人们一定在想，这是一个多么心旷神怡的小城。

　　可是，水俣的伤痕就摆在那里。“水俣病资料馆”、“日本国立水俣病研究所”，“明水园”里还住着60多位水俣病患者。那天，穿过水俣城中的一条小路，两位痴呆状的病人被人推着走过，陪同我的水俣病研究所的学者说，他们就是水俣病人。

　　走在水俣，我想到了6年前，我和同事走在中国沿海经济快速成长的狭长地带上，见到了工业带给人们的另一面：大量的人患上癌症或不知名的病症死去，或痛苦地活着。

　　2007年南方都市报刊出“中国水危机”大型系列报道背后，是记者们在全国十余省、市、自治区上万公里的艰难跋涉，对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等大河流域，对太湖、滇池等湖泊，对长三角、环渤海、川渝、中东部等经济区进行的持久调查。报道试图努力厘清中国水问题的病根并为之求解。

　　6年来，我还会接到受访者打来的电话。他们总是问：我们怎么办？浙江省萧山市的韦东英，曾数次到北京找到我，想让我帮忙把她控诉当地污染企业的材料递给更多部门。我也试图做过，但收效呢？

　　57年前，水俣这座小城因为一家工厂的水污染，导致居民大量汞中毒。日本政府1968年承认了这种事实，至今陆续认定了2000多人为水俣病患者。“水俣病”成为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期四大公害病之一。

　　我不知道，我去过的中国那些同样出现大量病人的乡村和城镇，是否可以称为“中国版水俣”？至今，中国仍没有一个研究机构对因环境污染致病的现象，给出一个概念。我们知道的是，数年以来，有关中国水污染的事件仍然层出不穷，“中国癌症村分布图”在网上传播着，“华北地下水被污染”的消息还在流传。

　　环境污染造成的伤害，愈合得非常之慢。水俣病事件确认后，日本政府花了大量气力整治水俣市，那家排污的工厂被拆分为两家公司，一家做生产，一家负责病人赔偿事务。水俣市被污染的海水区域，在检测后被全部填平，专门赔偿的公司已经为病人支付了2200亿日元。至今，仍然有新的水俣病人出现，病人与工厂和政府之间的诉讼，仍然在东京、大阪、福冈等地进行着。

　　这就是环境污染造成的代价，“中国版水俣”何时才能醒来呢？被污染的地域每天都在增加，却鲜见哪个地方真正地拿出治理的决心和勇气。那些病人有的求医无门，有的耗尽家财，工厂仍在排放着污水，这种图景，将延续到何时？

　　“1994年，政府决定建一座纪念馆，将日本历史上最惨痛的环境事件的伤痕，呈现给世界，让人类永远记住环境污染的教训。”水俣病资料馆的岛田馆长说。我不知道，我们何时也建一座纪念馆，把中国经济高速成长期的伤疤，永远铭记。(喻尘)

　　回访手记：污染企业为何赶不走

　　2007年，当南方都市报记者兵分数路，前往全国探访水环境污染和水资源危机时，我们并没有想到数年之后，中国的水危机会愈演愈烈，水污染涉及的领域会越来越广。

　　自来水质不达标、水源性缺水和水质性缺水同时存在、地表水污染改而不进、地下水污染频频曝光、近海污染导致水产品重金属含量超标……更遑论滇池、太湖这样历十数年治理几无改观的湖泊。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选择把目光再次聚集到东南沿海、聚集到已经被媒体多次关注的韦东英身上，试图通过对典型地区的典型人物的回访，再次勾勒水环境危机的现状。

　　但我很快发现直接描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官方的记录中，永远是“污染是存在，我们也在重视，情况比以前大有改观，将来有更好的发展规划”等类似表述，但他们永远不会提到污染的具体情况。他们更不会提到居民，在记录中，只有一年处理了多少环保类信访案件。

　　韦东英，这位与污染和污染企业斗争了近20年的民间环保人士，如今最想做的事情是放弃，不仅因为屡战屡败的反污染抗争，也源自利益多元化格局下，人群观点分野对其造成的伤害。

　　想放弃的韦东英，其实作出了几个重大的贡献，至少她证实了水污染的存在，而且是持续的存在。但她至今无法证明一个关键的问题，污染到底造成了多大的环境危害，尤其是对人和其他生物造成了多大的影响。相比较而言，污染工业创造的G D P与修复环境损伤和居民支出的健康成本，孰多孰少，至今没人去算过账。

　　韦东英的遭遇，让我想起去年探访过的泰国玛达朴(Map TaPhut)工业园，该工业园附近的村民曾因为化工厂污染导致的健康危害事件，告赢了泰国国家环保局，并直接催生了泰国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EIA)外，增设了健康影响评价(HIA)的要求。

　　HIA在中国目前几乎是一个“闻所未闻”的名词，不管是拟建、在建或者已经在运行的工业企业，除了有一个卫生防护距离的要求外，从未对工厂排出的废弃物(废水、废气、废渣)对周边居民健康的影响作出评估，甚至能否按EIA的要求合法排放废弃物都不一定。唯一例外的是频发的血铅超标事件。

　　这才是全国各地反对污染的民间人士们最大的困境，他们深受污染危害，却不能用自身的健康损害去证实这就是环境污染所导致的。进一步，既然不能证实污染影响了健康，在“达标排放”、“合符环评要求”的前提下，你就没办法赶走任何工业企业。

　　但环境污染并不都是急性事件，甚至国家认定的水、土、气环境质量标准，经过一段时间后，还有项目的增删和具体指标的放大/收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任何工业园区，都应该尽可能避免靠近居民区和靠近水源保护地，但这一切都只能是理论上的假设。实际情况是，只要对经济发展有利，环境损害和居民健康危害，甚至排放标准，都不一定是第一考虑要素。

　　更为可悲的是，在GDP增长的驱动下，即便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周边的居民也并不一定从环境的改善中获得好处，甚至当环境改善时，就是拆迁搬离时……(谭万能)